关于老年人生命教育的思考(一)
作者：郑晓江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可称为老年型人口，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0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1.03%。
据最新资料显示，2007年我国老年人口已达1.49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2030年达到3.51亿,到2050年将达到4.5亿，老龄人口将占全部人口总数的30%，达到中国老龄人口的最高峰。
一般而言，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很多，如人际关系重组的问题、养老的问题、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孤独的问题、健康医疗的问题等等。但从精神与心理的层面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生死问题。
老年人是整个社会人口中最直接面对生死问题的人群，处理及解决不好或不及时，将导致重大的人生悲剧。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有大于10万、年龄超过55岁的老人自杀，占所有自杀者比例的36%。可以说，老年人是我国自杀率最高的人群。自杀虽然原因很多，但与不能正确的解决生死问题关系密切。所以，必须关注并采取积极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让老年人从生死的阴影中超脱出来，在身体保健的同时，也能在心理及精神上获得解放，从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活得放心、舒心、幸福、美满，特别是使生命的最后一段也有意义与价值，此之谓“超越生死，夕阳更红”！
一、生死之道：“怕”还是“不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理论创新点很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民生问题;生态文明;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等等。我们进行老年人的生命教育，解决他们的生死问题，其实质就是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谈到生死问题，老年人有什么想法呢？可能多的是人生的空虚感和后悔：“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夫也空，妻也空，死后何曾再相逢？”另据比利时《老人》杂志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过一次调查，“你最后悔什么”。
调查结果如下：“72％ 的老人后悔年轻时努力不够，以致事业无成；67％ 的老人后悔年轻时错误的选择了职业；63％ 的老人后悔对子女教育不够或方法不当；58％ 的老人后悔锻炼身体不够；56％ 的老人后悔对伴侣不够忠诚；47％ 的老人后悔对双亲尽孝不够；41％ 的老人后悔选错了终生伴侣；36％ 的老人后悔自己未能周游世界；32％ 的老人后悔一生过于平淡，缺乏刺激；11％ 的老人后悔没有赚到更多的金钱。”
如果我们的老年人面对生死问题时，充满着各种生存的空虚感及后悔，那其生活的品质就比较低了；人们如果没有安排好人生，过完自己希望过的生活，那么，面对死亡时一定是很不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通过生命教育的途径与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生死问题的普泛性和重要性，因为，人世间的生死困厄是人人都会遭遇的严重问题。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去世人口达到892万，以逝者一人有直属亲友五人计，则有4460万人有生死哀伤问题；若以每一逝者约有10个左右的次亲朋友来计，则每年又有8920万人有生死之痛的问题。三项相加，中国一年约有1亿4272万人遭遇生死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有生死问题的困扰。若再加上每年清明、冬至等的祭祀活动，也许全中国13亿人口都直接与间接地与生死问题有关。
另有一个数据也相当惊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有40多人，相当于每天消失一个班。中国每年还有10万人丧生于车轮之下，每年自杀自亡的人数也在28万人之多。在这样一些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背后，是大量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惨剧在发生着。中国有句老话，叫人生最大的痛苦有三：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在父母送走年幼子女的情况下，许多人痛不欲生，几乎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这一切，构成了现代中国生死问题的广泛性与严重性。
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绝大多数的老人在问及死亡问题时，竟然都表示“不怕死”。天津医科大学崔以泰 教授于1988年8月至1991年12月间组织的对上海、天津和河北等部分地区进行的“对死亡和濒死的态度”的调查，只有18%的被调查者对死亡恐惧。曾建国 教授1991年对上海城市老年人生死观的调查数结果：有74.9%的老人对自然死亡“并不害怕”，“有点害怕”的为18.3%，“非常害怕”的仅为6.3%。六年过去了，情况还是差不多，根据陈金香同学2007年9月10日 —20日对南昌市社会福利院颐养中心、江西省老年大学进行老年人生死观的调查，共发出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0份。调查统计结果显示：77%的老人“不害怕”死，17%的老人“有点害怕”死，6%的老人拒绝填写。
那么，老年人真的“不怕死”吗？未必；“不怕死”是一种好的人生观吗？也未必。
如果说，在人生的品质上，现代人因为获得了更多更好的生活享受而远远高于传统人的话，那么，在死亡的品质上，现代人则比传统人要低。因为现代人受到比传统人在生死态度上受着更大更强烈的死亡焦虑与恐惧的煎熬。为什么呢?
一是大多数的现代人都以求利、求享受为人生的核心目标，整个社会亦以利润与经济发展为轴心，人人追求物质与金钱的获取，沉迷于生活享乐之中。人对“生”越依恋，就越无法割舍，在死神不可避免地降临时，必使人产生更大的痛苦。如某富豪身患绝症，知其将不久于人世时，异常痛苦，他拉着医生的手说：“我怎么能死呢?我有几千万的财产啊!”这即所谓求“生”越厚，则“死”前越痛苦。
二是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比之传统社会，已可挽救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使之免于死亡；但仍对一些诸如癌症、艾滋病等恶疾无法治愈，却可预知死亡并越来越延长患者的生命时限。在这段步向死亡的时光中，病人数着日子过活，感受到特别恐怖的死亡阴影的不断迫近，以及浸透在浓厚的死亡气氛之中。由于这种状态下人的自我意识特别清晰，大大增加了死亡的恐怖与痛苦的强度，同时也增加了患者亲属对死亡的害怕及哀恸。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大大延长了患者临终到死亡的间隔时间，使患者能从容地思前念后，于是，“死神”便在人生之中肆虐，人们也就深深地品尝到死前的痛苦与恐惧。
第三、现代人、尤其是拥有科学与逻辑思维者，因为无法沟通生死而更恐惧死、更害怕死，从而使人生的品质难以提高。现代人因为拥有科学理性，所以常常严别生与死：
“生”充满活力，是新鲜的、健美的、朝气蓬勃的；而“死”则是无生气的、臭腐的、消蚀的。
“生”意味着拥有，意味着金钱、美貌、地位、声誉的获取；而“死”则是丧失，一切的心血、追求、拥有过的东西烟灰飞灭,化为乌有。
“生”者有亲情有友朋，有一切令人愉快的各种关系；而“死”则是撕心裂肺般的生离死别，是一切亲人好友、社会关系的丧失。
人“生”之中，可以通过种种力量改变自我的存在状态、改变事物的发展进程、改变他人的某种态度，等等，因此人生是可变可塑可损益的；而人之“死”则不可变，它总是要来到，总在某时某刻某状态下必然地降临，这是人怎样努力都不可改变的悲惨结局。
为什么现代人比之古代人反而更难以沟通“生”与“死”呢?
首先，在于现代人更加“个我”化了。所谓个我化，即人们缩入个体之我的坚壳，认为生命是个我的，生活是个我的，人生亦是个我的。所以，唯个人之利是求，唯个人之欲是求，这种完全突显“个我”的人生观，因然能使人关注自己当下此在的生存、生活与人生，固然能抓住当下此在的物资获取及生活的享受；但在面对死亡时则必会感到一无依傍，人之死成了无可挽回的死，个体生命的丧失无法成为人类生命延续中的死，最个我化的生活与最个我化的人生也就导致了最个我化的死亡，而引发的死亡恐惧必然是相当强烈的。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往往视生命与生活是非个我的，是家庭与家族大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其生存活动不仅是，甚至主要的不是为了自我个人的生活享乐，而是增加家庭、家族的财富，“为祖宗增光”。而那些有着远大人生理想者，则更把个我生命与民族、国家的大生命相沟通，树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于是其人生活动更非个我化的，而是家庭家族的与民族的。这样，他们在面对死亡时，前者可由子女儿孙生命的延续和家族的兴旺产生一种欣慰感，对死也就不那么恐惧了；而后者则可由民族与国家的强盛发达而获得安慰，乃至勇于赴死，获得对死亡的蔑视和超越，如此又何有死亡之恐惧?
其次，现代人的生活全面“时尚化”，无暇去“思”、不愿去“思”，乃至已不会去“思”。可是，生死沟通的大智慧最需要人们以安静的心境，舒展从容的态度去深思冥想。要获得对生死问题的觉解，免于对死亡的恐惧与不安，就不仅要感受生死，更必须看通、思透、理解透。现代人不能只管享受生活、感受生活，还必须发挥理性能力，建构观念与价值，以掌握生活、驾驭生活，终则透视死亡，沟通生与死，达到生存品质、生活品质与生死品质的全面提升。
第三、死亡的不可认知造成的恐惧感。人之“生”是一个从无知到有些知到知之甚多的过程，社会与世界虽然奥秘无穷，但呈现为一种可知之物，人钻之越深便知之越多；而人之“死”则是不可知的，因为人没有了感知与思维，又如何能知“死”呢?故而死是一无法体验与言说的“无常”，是深不可测、无法经验的人类终极的痛苦之源。“生”与“死”是如此的不同，“死”对人的生存、生活与人生又是整体的毁灭，怎不令人心焦、恐怖、害怕和痛苦?
其实，根据我长期对生死问题的研究，一个人的生死观与其面对死亡将至时的生死态度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尽管有的人在生前就为自己写好了遗嘱，安置了墓地或棺椁，甚至有人还为自己做好的寿衣等等。但“死”是人生的中断，引发的失落、孤独、痛苦、恐惧、绝望等精神状态是难以为现在活得很好者所能体会的。
台湾专门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赵可式 博士曾经送走了许多临终病人，她说：有一些很坚强的人，有一些甚至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平时对生死看得很开，说：死不过就是回归上帝的怀抱，有何可怕和不舍？但一当真正面对死亡，他们却立即惊慌失措，痛苦万分，无法接受。可见，一个人在生前或许有很健康的生死观，而真正面对生死之际时的生死态度却可能表现为“不认”，至死也无法接受这个人生的结局，以至“好不甘心”、“死不瞑目”，恐惧与痛苦不堪。所以，谈生死观，人们尽可以崇高伟大、潇潇洒洒；但却可能在将死之际的生死态度上痛苦万分、无法自恃。因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则是长青的。
中国民间之生死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死亡的禁忌，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死”字最不吉利，宾馆不能有4号房，电话号码最好也不要有4，等等。所以，在死亡事件发生前，人们充口不言“死”，观念中也极力排斥“死”，自然对有关“死”的问题毫无观念及操作上的准备。而一当死亡事件降临，临终者及遗属皆束手无策、焦虑万分、惊惶失措、孤立无援、痛彻心肺。可见，当一个人直接面对死亡胁迫时，生死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人于2003年7—9月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第二医院的72例住院老年患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想到死亡时的感觉”有“害怕恐惧、忧郁悲伤”者占31.67%。“关于死亡最令人困扰的观点”中担心“死亡过程可能很痛苦”占最高比例(33.33%)。两者相加的比例高达65%。有人对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有75%的被调查者“想到死亡”时感到“害怕、恐惧和悲伤，没有病人感觉到是喜悦或新生的开始。”
我们试举一例说明：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张立文 先生于1996年10月到1997年6月两次住进北京肿瘤医院治疗和手术，医生确定是中期结肠癌患者，其同室的两个病友在不到两个星期内相续死去。在弥留之际，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声地慨叹：为什么要死呢? 后来他搬到一个六人的大病房，这里有一位病友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据说是肝癌；有一位病友是北京地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另三位是：有从外地来的干部，有北京郊区的农民。 他们会不时讲到为什么要死?为什么把不治之症降到我们的头上？是自己前世作孽？还是现世现报？还是天老爷不公！等等。
医院的一层大堂挂了一些牌子：为什么会得癌症?一是遗传，二是环境污染，三是工作的压力心情的压抑等。可是有病人说：大家都住在一个城市内，为何我们就受到污染了呢？也有病人说：我有几个兄妹，为何只我遗传了癌症呢？也有病人说：比我工作压力大、心情郁忧者有得是，为何我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呢？大家都不认。张 先生也仔细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觉得自己确实可以说没有违背天理良心，而是力能所及地做了一些好事、善事，在人际关系中能与人为善。
因此，现世现报同我无关，至于前世的事，我不得而知，无知无罪。把自己过筛一遍，剖析一番，他的心里就坦然了，也就不怕夜里鬼敲门了。1997年5月29日 ，确定他6月2日 作手术，手术后黄 医师认为不是癌细胞肿瘤，而是脂肪性的良性肿瘤，这种情况很少，张 先生还真的成为了那个1%，不是恶性肿瘤。中国有句谚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 教授想了很多： 一方面，在自然生命方面，人本应与自然界一切生命现象更平等的、不应享有特殊的权利，而按自然规律生与死。扬雄说：“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自然之道也。”这是指生命的自然。
生命对于人来说是宝贵的，人要在有限的自然生命大限之内，实现人作为人的价值，即显现生命自然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人文生命上，张 先生的感想是：我们的肉体需要有一个归宿，我们的灵魂也期望有一个归宿；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温馨的家，我们的精神也祈盼有一个温馨的家。任何人都想望这个终极理想的“归宿”和“家”是一个真诚的、完善的、优美的至和至乐的世界。
所以，“不怕死”的生死观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死观。其一，阻碍了老人们去接受和深思有关死亡的问题，因为在“不怕死”观念的主导下，有关死亡的问题被人为地推移到了遥远的未来，被搁置到老人们不愿接触的意识深处被遮蔽了；其二、让老人们不能更为珍惜生命的最后时光，特别是不能为死亡的到来预先做好各种精神心理的与物质方面的准备，以让自己走得更加放心和安详。因为死亡问题被遗忘了，生命之最后时光的珍贵性便无法突显出来，老人们抓不住人生最后的时间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安排好应该安排的事务，享受自己特别想过的日子，而在死亡真正降临时，一定会陷入“好不甘心”的状态，这是一种生死品质低下的结局。
为什么老人们会出现在生死观上“不怕死”而在生死态度上又非常“害怕死”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呢？因为以往社会提供的生死观教育完全不足以应付老年人所面临的严重的生死问题。
我们以往接受的生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这是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 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作题为《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的话。
二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这是1947年3月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题的词。
三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1962年10月，印中边境自卫还击战中部队指战员们喊出的口号。毛主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三种观念都非常正确、非常崇高，但从生死哲学上看都属于“生死抉择观”，是回答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死亡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应该勇于投入其中的。军人、党员在战争时期，要争取胜利，当然应该也必须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为了胜利、为了事业，要勇于献出宝贵的生命；但在和平时期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了。也就是说，不能笼统地要求每一个人都不怕死，那就成问题了，也做不到。不能把怕死视为人格的缺陷，以至于成为人们羞于出口的词汇。关键在于，这三种生死观一般都是针战争年代的军人和夺取政权时期的党员而言的。这是在特定时期（战争年代）、针对特定人物（军人）、在特定场景下（为事业牺牲）而谈的，必须置于特殊的背景下来理解。
一般而言，普通大众中除了少数人可能遭遇生死抉择的问题之外，倒是更会碰上以下五类生死问题：
其一，世上不相识者的死亡。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常常会遇上各式各样的丧事：停柩、吊唁、灵堂、送葬、祭祀，等等，它们往往提醒我们死亡的存在，并在我们的心灵留下或淡或深的惆怅。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在面对人类必死的整体命运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陌生人之死，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问题。在生死观教育中必须讲清死亡的生理过程，传授动植物及人类生与死的物质基础，以及关于人类之死的特殊性的相关知识，等等。
其二，亲人之死。如果说不相识者之死难以给我们强烈印象的话，那么，亲属的死亡则必使我们烙上永不磨灭的浓厚的死亡意识。比如当我们看到父母辈被推进焚尸炉时，就会产生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死亡恐惧：我们的前面已无任何可与死亡相隔离者了，下一个便是我了!所以，亲人之死会给人们造成极强烈的心理震撼，并在人的脑海中嵌上深深的死亡恐惧，甚至演变为一种心理病态。生死观教育必须解决当人们面对亲属之死的时候，如何把悲伤情感控制在不伤身害体的范围之内，并尽快地从心灵痛苦中超拔出来，步入人生正常轨道的问题。在海外和国外的医学和心理学科中，专设一门“悲伤抚慰”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引进。
其三是自我之死。人有生便有死，无论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害怕还是不害怕，终有一天人将走到生命的结束，从生机勃勃、活力无限的人转瞬间成为僵直的、无活力的尸体，并迅速腐烂消解。生死观教育应该预先提供给大众有关死亡的合理观念，培育人们在生死问题上的心理素养，使人们比较早地建构起面对自我之死的健康心态。在海外及国外的医学和心理学科中，也设有专门的“临终关怀”来处理这方面的事务，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引进。
其四，“死后世界”与“死后生命”的问题。一般而言，面对死亡者的死亡恐惧、亲属们的生死哀伤等构成了所谓“灵性的困扰”，此中出现的种种疑问可以统称为“灵性之问”。每个人所遭遇到的人生状况有不同，每个人体验的生活滋味各相异，唯有人生的结局——死是每个人都要碰上的。
当人们还没有面对死亡将临之际时，一般很难抽象地去设想自己将如何面对死。也有许多人能够气势如虹地说：我不怕死，我坦然得很；还有些人则说：我怕死，我怕得要命。但这些都是一些没有体验生死之际状态时超前的话，真正面对生离死别，人们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那么，一个死亡将临者，最最愀心的灵性问题是什么？一般而言，此时的人，一切世俗视为最大价值的财富、权力、美色等等皆无足轻重了。
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的赵可式 博士说：大多数绝症患者都想知道：死是什么？死后我到那里去了？我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我是不是白活了？我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即是我们人“生从何来，死到何去”的千古一问！其实，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根本上都是回答人们“灵性之问”之学。生死观教育必须回答 “死后世界”的问题，为普通大众提供“死后生命”存不存在？怎样存在？以为人们现世的生活提供方向与准则。
其五、人们还可能会遇上有关死刑、堕胎、器官移植、“克隆”、自然灾难、核子战争等关系到人类整体之生死的一系列问题。对这样一些主要是生命伦理学的问题，生死观教育中也应该为大众提供相应的知识，并培养大众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方法。
所以，伴随着死亡现象的产生，人们必然会产生悲伤、不安、恐惧、痛苦、焦虑等负面情绪，“怕死”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我们老年人都要勇敢地承认这一现实。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正视死亡带来的悲痛与生命中的失落等问题，才能对生命教育抱着积极接受的态度，社会也才会尽快地构建临终关怀及悲伤抚慰的机制，老年人还能够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来获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正确方向。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创设出相当完备的学习系统，但多是针对“生”的种种问题而设；而在人人必经受的“死”之方面，则教导甚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教育系统的重大缺陷。因为我们每一个活着者都必然要面对生死大事，所以，我们必须从“学习生死”到“学会生死”。
“学习生死”，即是对人之生与死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探讨，认识之并掌握之；而“学会生死”，则是在学习生死的基础上构建人生智慧与死亡智慧来应对这些复杂的生死问题，并进而去解决人生问题，超越死亡问题。